－社區大學要培養的是具有利他精神的現代公民，能夠包容不同主張，而非培養思考犀利，卻自利心重之人。
一、典範創造／普及推廣
我們要努力創造社區大學的典範，還是要普及推廣？剛開始社區大學幾乎以每月增加一所的速度，快速膨脹。如今，社區大學的典範還未見到，社會情勢卻已迫使社區大學提早開花結果。普遍推動造成龐大磁吸效應，使資源得以迅速匯集，然而卻也得承擔庸俗化的後果。當精緻典範與普及推廣無法兼得時，彼此都將成為其困境之所在。
社區大學要能成功，最重要的是誰來經營？社大有什麼樣的老師？而合乎理念的教師數量並不足以支撐起社區大學的全面推動。當社區大學發展出成功的典範時，它是否就有可能推廣？典範創造與普及推廣可能無法並存？
法制化可以解決社大客觀環境的困境，財務、招標等可以有較穩定的制度，然而並無法解決內在困境。法制化同時也為其他人大開方便之門，法制化固然急迫，然而如果沒有找到實踐理念的途徑，只會徒然製造庸俗化的社大怪獸。
二、教育志業／社會運動
社區大學是辦教育還是社會運動？社區大學企圖透過個體的改變，達到文化改變與社會改造，然而個體是無法加總為總體。社會運動是透過議題推動來改變社會大眾的觀念。近年來民主價值、環保理念逐漸生根，並非導源於學校教育，而是透過民主運動與環保運動的努力，達到「社會整體的改變」。
教育活動則是個體改變，學校教育有其極限，不會因為學校的公民教育做得很好，每個學生都有正確的觀念，而成就一個美好社會。大社會不同於學校，人自然會去適應社會環境，找到其因應之道與行為模式，學校所教導的正確觀念並無法直接轉換為社會中的實踐行為。因此，事實上是無法藉由每個「民眾個體的養成」來達到「社會整體的改變」。社會運動有其邏輯，社區大學公共論壇的盲點即在於此，我們耗盡心力，想盡辦法讓學員來進行公共議題的討論，成效卻零星而有限。
1864年，丹麥民眾高等學校的興起，其實是伴隨著啟蒙運動而來。丹麥教育哲學家葛龍維為了挽救政治社會的劇變以及農村經濟的危機，他想喚起民族意識，配合政治經濟的改革，推動民眾高等學校的設立。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在全島舉辦各種講習會、演講會，同時設書局、辦學校和劇團，以喚起台灣人民的自覺。反觀社區大學的發展，缺少社會運動的搭配，只有抽象的新文化、新社會、公民社會的概念，單靠社區大學，是無法成為一個運動。
因此，關鍵在於是否能在社區大學之外找到社會運動的議題，並長期推動。如果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失去活力，那麼社區大學要有意識地開創另一個社會運動的軸線，與社區大學相互呼應。缺少社會運動的挹注，社區大學將只能做到「民眾個體的養成」，而無法達到「社會整體的改變」。
三、公民社會的願景如何能打動人心？
社區大學草創之初，許多人都會問及社區大學的發展困境為何？經費不足、法制地位不明，永遠會是標準答案，這些是社區大學發展的外在困境。處於存續邊緣的社區大學，往往無暇進一步思索社區大學的內在困境，而內在困境也不會因為外在困境的解決而消弭。
知識解放、公民社會，建立新的社會文化，社區大學的願景清晰而又抽象，目標宏大而又空遠。因此，若對客觀現實疏於分析，往往容易偏離現實，造成力量的錯置。發展至今，理念型社區大學努力於：
1.用心開設學術課程，然而挫折感極大，遑論經驗知識的課程發展
2.用心經營教師，然而核心教師養成不易，有社會改革想法的知識青年尚無法在社區大學穩定發展
3.用心經營學員，然而多數學員與社區大學理念的連結微弱
4.用心推動公共論壇，然而耗盡心力效果有限
5.積極發展社團，然而公共性社團發展不易，不具普遍性
6.積極參與社區，然而參與者只是少數
社大除了書本的學習之外，更強調實際行動的成長。然而能夠參與社大號召之下的社會性行動，畢竟仍是少數。尤其是工商社會的上班族，更難有深度的參與。公共事務的參與是否可能成為一種習慣，而公共事務的參與對於社會改造的意義多大，是否被過度擴張。
許多人是以私領域的觀念進行公領域的事務，因此，是否具有公領域的觀念才是重點。公領域的觀念並非只有透過公共事務參與才能養成，公共領域的觀念本身就隱含著進步的價值。
社區大學急於引導學員關心社會發展議題，往往淪為一種理念的宣傳與遊說，偏離了啟發獨立思考的目的。社區大學努力推廣學術課程，可是顯然無法與民眾生活產生意義的連結。因為我們不曾真正體驗民眾生活的真實感受，一廂情願而得不到共鳴。
社區大學的原始構想是一所可以頒發學位文憑的學校。為了解決社區大學的內在困境，同時增進廣大的一般民眾來社大學習的意願，「爭取學位」成為社大運動一個重要的關鍵戰役。可是「學位」固然可以增進民眾來社區大學學習的動機，但不見得能使其接受社大核心教育的內容，因為實用取向的職業訓練更具吸引力。
學術性課程發展不易，社區大學能發學位，固然可以確保課程的學術性，然而並無法因此而達到發展經驗知識的目標。社區大學如果課程夠水準，那麼當然可以頒發學分證明、授與學位證書，但這並不表示現階段社大運動要以爭取學位為主軸。反之，不贊成爭取學位，亦不表示反對社大可以發學位。如果社大課程無法感動人，民眾念了又有何用。
社區大學有關公民社會的原始訴求，可以感召許多社會改革者投入參與；但卻無法打動人心，無法回應人民切身之感受，這是社區大學運動的內在困境。因此，我們必須在公民社會的論述之外直指人心，並提出足以打動人心的訴求。
四、公共事務的理性討論如何可能？
在許多重大社會議題中，社區大學是缺席的；社區大學沒有聲音也沒有立場宣示，也無從參與。從核四問題到美伊戰爭，社區大學處在一種既尷尬又焦慮的心情。當台灣重大公共議題的討論，強烈地以政黨傾向為依歸時，公共論壇是否真能有理性空間？在社區大學碰觸政治味濃厚的議題，容易造成內部分裂。
2000年總統大選，社大師生各擁其主，在社大內部掀起不小波瀾，為此，在大選後的五月六日下午，文山社大舉辦了一場公共論壇，主題是：「尋找那一條界線──學術教育工作者的社會關懷與政治參與之分際」。這場由我主持，顧忠華老師、郭中一老師、李重志老師引言，邀請全校師生參加。
社會公共議題的理性討論是否可能？社區大學強調公共事務參與，在社大內部理應有這樣的對話討論。然而，不論是公民投票、教改問題、核四議題，無一不被泛政治化，目前社區很難在課堂上進行公共議題的討論，所有公共議題的主張，也都只是在強化自我在藍綠政治上的認同。社區大學要培養的是具有利他精神的現代公民，能夠包容不同主張，而非培養思考犀利，卻自利心重之人。2004年，「兩顆子彈」的紛亂年代，文山社大許多公共議題的討論活動，都讓工作團隊無比挫折。負責此事的陳郁玲感嘆：我們不知道何時才能準備好在社大進行公共議題的討論，尤其在台灣沒有一個議題不被泛政治化。
為此，我寫了一封信給工作團隊，要誠實檢討被所有社大奉為圭臬的「關心公共事務、公共議題討論、公共論壇」，到底是不是一種理念不清的「冒進」，同時是不是也違反了一些教育的基本原則？
社大強調要培養學員獨立思考、分析問題的能力，我們自以為如此，可是學員或外人可能認為我們是在「宣揚、灌輸、推銷」某種理念主張。做一個教育者，本來就要選擇適合的教材，編寫適當的教案，在課堂上施教。如果課程設計、教學進行的方式，會讓班上陷入相互攻擊的情境，這顯然不是一個適當的教學設計。這是很基本的教育原則，然而我們常常忽略。
某一週的課程交流活動是核四與公投的座談會，雖然我們是公正客觀地想談這些事，但是不同立場的學員，看了海報的主題名稱後，恐怕會覺得是在宣揚某種理念主張，因此不來參加了。而當年「紀錄片與台灣社會」課程，安排了兩次「公投」（介紹世界各國及台灣的公投發展）的授課內容，當然在規畫之初，我們沒有料到選後的社會氣氛會如此惡劣。偏偏海報上又出現主講人頭銜「民進黨中央黨部某某⋯⋯」的字眼，那麼對於另一半的學員，這顯然是一張刺眼又不舒服的海報。這些細節若沒有處理好，都將增加到我們往後推動公共議題討論的難度。
在2004年，藍綠對壘強烈的環境下，「公投」顯然不是好的民主教育題材。老師再怎麼中立客觀、隱藏自己的立場，討論的氣氛還是很容易陷入空前緊張，甚至失控。民主價值是比公投更上位的東西，雖是同樣信仰民主，但是不同的學員，有可能因為不同的價值選擇，做出贊成公投或反對公投的主張。我們期待的是，學員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來形成自己的主張。
我向來不贊成各社大辦單場式的公共論壇，因為，我們若真正相信社大應該要讓學員獨立思考，而不是說服接受某種主張，那麼任何具體的公共議題討論，必須先要給學員很長的基礎準備教育，核四、公投的問題亦然。
我們隨時要檢視自己：我們是要培養學員獨立思考、分析問題的能力，還是要學員接受某種理念主張？
▲本文摘錄自《學習新典範的誕生：文山社大20年記》，開學文化出版
作者：蔡傳暉、唐光華、鄭秀娟、顧忠華
出版日期：2018/10/05